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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7-20 12:50 来源:岳塘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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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: 2018-07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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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,曾与我仅有一步之遥。

作者 |  故事硬核
腾讯谷雨计划支持项目

    2017年夏天,故事硬核作者杜强在深圳三和实地体验了四十多天,打小时零工,睡廉价床铺,小腿被臭虫叮咬至流脓,力图融入“三和大神”群体——一群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、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年轻人。他本以为是一次窥探之旅,却意外发现了自身生活的脆弱:从体面的城市生活脱离,变成彻头彻尾的废人,乃至脱去文明外衣,也许仅有一步之遥。如今三和经过清理整顿, “三和大神”有望过上新的生活。记录他们的故事,其实也在省察我们的生活,关于如何在颓丧时奋身一跃、重拾自我。


    2011年临近春节,为了给曾祖母上坟,我回到村里,在大路口遇到了儿时的伙伴王朗。自从去了北京读大学,我害怕跟他们遇见,总觉得无论说什么都不对劲。

    “你去广东打工了?”我问他。

    王朗从袖管里抽出左手,做了个数字“8”的手势,见我没明白,又翻了面,“手指头没了,一根赔一万”。

    小时候,王朗为了打小霸王,常带着馒头赖在我家,一听见他爸的脚步声,立刻像只猫似的钻到床底下。他技术差,玩《双截龙》《超级玛丽》,三两下就掉到火坑里,只能坐在板凳上观看。可能他太专注了,每次到了凶险的关卡,总会情不自禁地脱了短裤,用黑乎乎的双手猥亵自己。

    王朗初中没读完就出门打工,而我从农村学校考进了省重点,但始终无法适应,常常因为没有鞋穿而苦恼。一次期中考试,我在作文里说宁愿离开城市,回到农村种小麦和玉米,语文老师给那篇作文满分,但在空白处劝我,“千万不要回去。”

    7年后,我有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,跟身边的朋友们一样,像模像样地生活着。我不再为过去感到羞耻,以为自己摆脱了出身的捆绑,成了“自由人”,可每当看到打工者的新闻,我总会想起王朗弄丢的三根手指,意识到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,曾与我仅有一步之遥。

    2017年夏天,我从衣柜里翻出最脏的T恤和最破的鞋——一件优衣库的绿色短袖,胸前印着黑色的恐龙;一双匡威的新款,因为踩了雨水,只穿了一周左右——打算换上它们,到深圳去体验打工者的生活。

    这当然是一个非虚构作者的工作需要,但从准备行李开始,我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虚伪的嫌疑:我也许会抑制不住地觉得庆幸,心里有清理不干净的优越感,鄙视他们,矫情地以为自己负有某种义务,或者未料想到的别的什么。后来的一个月里,这些想法并未成真,但更令人气恼的东西代替了它们。

    廉价旅馆

    临行前我并非毫无把握,农村的生活经验至少不会让我轻易露馅,可一踏进三和人力市场,我知道此前的想象全错了。传闻三和大神三餐不继、精神萎靡,日子过得落魄,但他们实际上全然不是苦哈哈的模样:招工大厅的人群中,只有拖着行李的新打工仔才皱着眉、含着肩,生怕踩了雷似的,走路犹犹豫豫;真大神气定神闲,腆起肚子、趿着拖鞋,走路姿势带着四海飘零、天下我有的自在劲儿。

    我也知道不应该压抑说脏话的冲动,但只能放在一句话的头尾作为感叹,“他妈的,一小时才12块钱,哥们有什么好日结没有?”我站在招工广告前,试着跟打工者攀谈,却发觉对方拿脏话当副词用:“***我今天**去那**工厂,***的中介**跟我说不累,不累**的**!”表达效率虽然不高,但胜在情绪饱满。骂完脏话,他问我,“你刚来三和吧?”我支吾着说,“我来找我弟弟,他一年多没回去了。”

    后来我才听打工者说起,三和大神不仅能一眼认出同类,甚至能透过衣着的表象,看出他有钱没钱。后者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,因为基本都没钱。但为保险起见,在三和游荡时,我随身只携带身份证、破手机和30块现金。

    三和街头,游荡的大神。

    一条三联路横穿三和而过,最北端的人力市场是打工者周游的中心,用以找工作或假装找工作,尽南边的景乐新村则是乐园,廉价网吧里人头攒动,饭馆老板从我背后挤过,捏着菜单和对讲机大声叫卖。网吧唯一的缺点是厕所不好用,肮脏倒在其次,总有人在里面洗澡或者干些不可描述的事情;沿着三联路走到最南端,中式牌楼的后面便是打工者落魄时的最后据点——龙华公园,石凳上、树底下躺满了人,但蚊子太多,入夜之后难以久留。

    我返回城中村,找了一家廉价旅馆——店名就叫“廉价旅馆”。老板听清来意,夺了身份证,“十五一天。”随即领着我上了四楼,指着屋里的双层铁床,“上铺是你的。”狭小的房间里,一盏风扇在墙上吱扭作响,十二个铺位里躺着三个,两人呼呼大睡,醒着的一个正观看色情电影,手机里传来一阵阵娇喘声。我艰难地蹦上铺位,才发觉臭味不仅来自屎尿横流的卫生间,床单也很久没洗过,沾满了棕黑色的污渍。

    三四天之后,我自以为外形已经融入了三和:头发粘在一起,T恤上透着大片的白色汗渍,膝盖以下被臭虫咬了十几处,这两天已经流了脓。但我仍然难以接近三和大神,我凑到打工者跟前,“哥们哪里人?”刚开口,对方扔了手里的瓜子皮,起身走了。我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。

    每天清晨天刚亮,我迫不及待地爬起来,多半原因是感到嫌弃和不适。从窗户望出去,偶尔能看见睡在路边的打工者,这让我有些自责,随即又感到羞耻,总之不能多想,否则无以自处。

    三和街头,打工者睡在路边。

    白天穿行在三和的人流里,我时常想起王朗,想起村里的伙伴,甚至有一丝迎面撞见他们的微弱念想。在我进入高中后,他们大都出门打工,只有春节时才能见到,个个梳着亮亮的头发,熟练地弹一根烟塞到嘴里。村庄曾经是属于他们的——抽烟、打架,将摩托车骑得像匹野马,在高高的树顶搭建舒适的窝棚,牵着细犬、在雪地奔走一百里追撵野兔——所有时髦的事情都属于他们,但此后过着怎样的生活,那画面从未在我脑海中出现过。

    我想象自己跟同伴行走在人力市场,在电子厂、玩具厂、酒店、快递的招工广告里费力寻找,询问中介工时和工价。但那情景太过浮浅,我无法知道当我们犹豫地望着对方时,是怎样的心情。

    “要不要去富士康?”人群里,一个瘦瘦小小的打工者突然问我,“不去的话在这里也是等死。”

    秘密据点

    直到一个月之后,我才明白这个叫小曾的打工者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家伙,那时他终于鼓起勇气,说出了早该被我们听到的话,他说,你们这群废物,活得跟狗一样,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倒不是说他的见解有多发人深省,毕竟我们早就习惯了“垃圾”“人渣”“挂逼”这类称呼——挂逼,就是废了瘫了、完蛋操了的意思;而是说,小曾一身无可救药的毛病,最终竟能奋身一跃,离开这伤心绝望的地方,多少让人有些意外。

    “你不去富士康看一下?”小曾问道,“管得比较严,干活不累,没事的。”

    不过那时,我来三和前的豪迈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,只回答他说,“先等等看”。

    “你脏不脏?”聊过几句,小曾又问我,他的一双迷离眼在浓黑眉毛底下眨巴着,说罢扯了扯汗涔涔的黑色T恤,把破了洞的下摆塞进因为消瘦而显得宽大的牛仔裤,“不脏的话可以睡在我那里”。

    小曾领着我拐过巷口,钻进了一栋民房,快步上楼的样子像是赶去搭救什么人。一个星期前,他在城中村四处搜索,发现了这处满是瓦砾的楼顶,于是扯了居民的被子和床单,铺在楼梯间做了床铺,此时卷作一团,扔在一桶乳胶漆上。他走到平台,一脚踩在破烂花盆上,指着眼前的大片民房,“只要楼顶没人,都能睡,比路边好多了”。

    瞅着这状如狗窝的地方,我不明白小曾问别人“脏不脏”是什么用意,可他始终一脸得意,叮嘱我,一定要记清楚是哪栋楼,要是他下午过了富士康的面试,此处秘密据点便交由我来继承。

    出了居民楼,小曾问我什么打算,我指指马路对面,“到网吧转转”。他摆摆手,朝着公交站踱去。

    城中村靠近三联路的一面,干净整洁,商店一字排开,可内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:一捆捆线路像曲张的静脉似的搭在头顶,网线拐进网吧,电线接着饭馆,手忙脚乱地越过窗边的空调,又向着巷子深处延伸而去。三两个大神坐卧在墙根,全然不顾路人的脚步和饭馆倾倒的污水,清洁工正举着皮管冲刷路面,即便如此,暑热还是夹带着酸腐的气味四处弥漫。

    大家乐网吧门口围着一圈居民,原来,一个打工者刚从里面抬出来,两位村中妇女望着远去的救护车聊着天:

    “那天有一个靓仔在这里,饿得走都走不动,站在老板娘那里,口水都出来了,老板娘给他炒了一碗粉,他不敢吃,老板娘说不用钱,你拿走,我不看你。左看右看不敢。我说没得救了,还是自卑。”

    “你看路上睡了多少个,我真想拿衣服给他们,脏兮兮的,你说父母生的,这是干嘛?”

    “我拿了十块钱给他,他不敢要,问他怎么了,说东西掉了。”

    “晚上拼命上网,白天去找事情能有精神吗?(打工)回来的时候靓靓的,从网吧出来都跟鬼一样。”

    同情心抒发完,她们中的一个转身回了网吧,另一个继续在路口吆喝起旅店生意。

    网吧少有冷清的时候,即使下午时空位也不好找,我在角落的电脑前坐下,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。左边的大神操纵着英雄在草丛里飞来蹿去,右边的家伙正旁若无人地浏览色情网页。

    深夜在网吧里玩游戏的人。

   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,背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,是小曾。“回来了?面试没过?”

    “他妈的。”他咒骂着打开了电脑。那阵儿龙华富士康正赶着造iPhoneX,缺人,有手有脚就能进,中午跟小曾一起去的大神总共十七个,蹭顿饭走了十五个。他狠劲摁着键盘,说,妈个逼的,老子还没干活先欠中介两百多,什么体检什么路费,干,拿了身份证老子就跑了。

    他新开了一局《英雄联盟》,拉上我一起打,起初场面很不顺,队友很快点了投降认输,小曾自言自语地算了算,“不要放弃,我们能赢”,他瞪着屏幕,手指飞快地敲着,冲我大喊大叫,逆转获胜的一刻,啪一声摔了鼠标,“爽不爽?!”

    “走,出去抽烟。”小曾推开椅子,走到吧台要了两根“南京”,一根五毛,出了门靠在电线杆上。马路当中车来人往,像一架兀自运转的机器,精确、冷酷,无需谁来操心。小曾默默地抽烟,情绪似乎一下子掉到了地上,“今天又废了”。

    龙城派出所

    两天后的晚上,我刚脱了短袖铺在床上准备躺下,小曾发来信息,说一整天没吃饭,觉得自己很没用,想死,此刻正站在楼顶。

    我赶忙起身,拎了包子和矿泉水,找到小曾叫我“千万记得”的居民楼,走上漆黑的楼道,看见他瘦瘦的影子站在楼梯间门口。

    “不行就回家吧。”我劝小曾。

    “回家?赚不到钱。”

    “赚不到钱的人多了,不用成天这样。”

    “回去也没用,过日子而已。”小曾说,“我哥坐牢了,出来就好了,我就可以跟他去干大事了。”他的哥哥小时候在乡里贩毒,后来在市里,总之赚了很多钱,一沓沓钞票摆满一整床。哥哥被抓后,他怕受牵连,孤身一人跑了出来,去过武汉、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杭州、温州,什么活都干过,最后落在三和。家里人知道他挣不来钱,两年多没联系,小曾也无所谓。

    “小钱很容易搞,”他嚼着包子,脸上鼓出一个疙瘩,“在一线城市好多人说带毒,现在只是没有那个心,要是逼到绝路,肯定就去干了。”

    就这样,小曾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了我,虽然我不能投桃报李地说自己是个冒牌货,但经过那次聊天,我们从萍水相逢的打工者变成了“朋友”。

    往后的十多天,我们一起通宵上网、骑着没有坐垫的共享单车四处晃悠,他教我三和什么活能干什么活不能干,结论是都不能干,还告诉我村里的姑娘不能娶,因为没见过世面,QQ炫舞上的妹子可以约出来,但嘴巴得机灵。有一天中午,他涨红了脸欲言又止,我问他怎么了,他说,“你能不能先借我10块钱吃饭,回头还给你。”

    我非常珍惜跟小曾的关系,那是一种非常明确、直接的“我对别人有用”的体验。当然,我也疑心自己其实只是享受那种“强于”别人的感觉,但这念头并没有很频繁。

    一天下午,小曾坐在极速网吧门前,指着另一个身穿蓝T恤、眼神飘忽的打工者说,“这屌毛跟我在龙华汽车站认识的。”那天晚上小曾无处可去,在车站醒来时,有好心人扔了两块钱,他买来矿泉水,顺手分给了身旁的家伙。

    “哥们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问。

    对方迟疑了,当我打算聊点别的时,他才嗫嚅说,“张伟伟”。

    小曾从椅子上起来,“就这里。”他抬起左脚,指着一坨黑乎乎的止血棉。

    前一天晚上,有两个落魄的三和大神向小曾求救,声称一整天没吃饭,想去干活,但没有身份证、也没有鞋。小曾领着他们上了天台的秘密据点。天亮后,小曾还在睡着,楼道突然传来咚咚咚的响声,他惊醒后摸摸口袋,立刻光着脚追下楼,但跑出楼门没多远,脚底被碎玻璃划出一道口子,瞬间血流不止。

    手机被偷后,小曾报了警,不过案由是抢劫。“从今天开始,对天发誓,我不会救助一个不认识的人,警察对我说,尤其是穿得脏脏的人,你们要小心。” 临走时,警察见小曾可怜,给了他200块钱应急。

    作为后见之明,我发觉小曾非常渴望友谊,甚至不惜用仅有的一点点东西来交换,对三和大神来说,这不寻常的举动有时显得很仗义,有时又很愚蠢。但小曾的热情并非毫无目的,每认识一个打工者,他照例都要问问对方,“要不要一起进厂?”他说,“一个人跟木头一样干活,真没劲。”

    小曾一瘸一拐地走着,决定到人力市场去看看行情。张伟伟骑着只有右边脚踏的小黄车跟在后面。“三和真不能呆,”他说,“越过越死越过越死,我来之前还没这么懒。”他以前在惠州干催债,给欠债人家里寄棺材,一天挣几千块,后来遇到黑吃黑,这才跑到三和,两个月来几乎没怎么干过活。

    人力市场一角。

    人力市场里熙熙攘攘,打工者一圈圈地围着工头,迟迟拿不定主意。下午时分只剩下快递、酒店还在招人,小曾说:“要不先去看看?”张伟伟一脸苦相,快递他干过,“分到大件都是重的货,一箱怡宝,一箱酱油,还有贵的红酒,打烂要赔钱”。与其累得要死,他宁愿老老实实地瘫痪。小曾有些失望,“妈的,又过一天。”

    我们三人各自找来一辆小黄车,沿着三联路朝着龙华公园的方向骑去,经过空旷的工地和巨大的广场,经过神情匆忙的深圳市民,拐进不知名的道路,在狭窄阴凉的巷子里一遍遍摁着车铃,当回到大路时,傍晚的凉风已经吹了起来。

    我回忆起高中三年级,在备考最紧张的4月,我也常常骑着自行车,独自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。那时县城还很凋敝,最高的大楼仅有13层,却起了“国际贸易中心”的浮夸名字。那时我仍旧跟城市毫无关联,未来也模糊渺茫,却也由此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。在深圳街头再次体验到那种情绪时,我试图搞清是怎么回事,但毫无头绪。

    路灯亮起的时候,小曾、张伟伟和我徒劳无功地回到网吧,还没打开电脑,警察站在门口喊了一声,“小曾!”

    原来,“抢劫者”跑掉后,在天网下窜来窜去,走得气喘吁吁,但到了晚上就被抓获。

    小曾坐在警察电动车后座,去了趟龙城派出所,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说:哈哈哈,那两个傻逼跟我道歉,丢人啊,他们要关几年,三年起步。可恨至极,当时还哭了,跟老子说对不起有屌用,有人让我打我没打,下不了手,我说,懒得跟你说,*你妈的*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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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台风正从海上赶来,深圳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,五天里晴雨无常。

    自打认识小曾之后,我床位睡得坦然、脏话说得顺溜,走到大街上还时常光着膀子。更加融入三和大神时,粗鄙不仅可能,甚至变得必需——它是一种反抗,当文明人投来鄙夷的眼神,你不仅不会感到羞愧,反倒变得正当、强横,似乎某样东西终于得到了维护。

    临近中午,我照例去找小曾,他蹲在便利店的台阶上,看一个打工者正在求签问卦,“算一算我有没有牢狱之灾。”小曾抱着胳膊蹲在一旁,捡起地上的铜钱,捏在手里看了又看。

    算命先生搔了搔花白的头发,他在三和闻了太多马路上的烟尘,也见过太多迷茫的眼睛,为了改变命运,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——据他说,曾有人花十万块请他挪动院里的一块石头,也有人听了破财免灾的建议,将100万现金抛撒在附近的河里。他收起铜钱,嘴里念念有词,大意是说:入室盗窃的劫数已经渡过,发财上岸也指日可待。

    打工者将信将疑地付了钱,仍是一脸茫然。仅仅半年之前,他还是央企的员工,却迷上赌博,扔下巨额债务逃到广州,跟同伙潜入民宅,盗走两万多的财物,从此活在惴惴不安中。“真的想做一个有用的人。”他告诉我们,本打算今天卖了血,到关内送外卖,但没有找到门路。“卖吧,我卖血就会死,”小曾说,“我没有多少血了。”

    五天来,小曾花光了警察给的200块钱,这才忽然意识到,他需要一笔钱才能进厂,否则没法挨到发薪水的日子。眼下连吃饭的钱都没了,他饿得头晕,心脏疼,疑心自己快死了,可他既没带毒,也没干活。三和的确有这种魔力:让人的意志变成一摊烂泥,不管是雄心还是恶念,统统无从施展。他用最后两块钱买了包子,递给张伟伟一个,一起到龙华公园喝水。

    睡在公园凉亭里的三和大神。

    公园的石凳上躺满了流浪汉,十米外的小广场断续传来提琴声,居民在下象棋、练歌曲。张伟伟笑哈哈地拍了视频传给我,画面里,小曾躺在凉亭中,饿得睡不着,嘴里念叨着,废了,我们废了。他突然跳起来,趁四下无人,凑到一辆电动车跟前,抓起电瓶猛地一蹬,抱在怀里往城中村跑,“快走!快走!”

    我放下手机出了旅馆,楼下的巷子里,几十个村民堵在警察身前,齐声喊着:“我们要生存!”政府受不了三和的坏名声,打算再次清理整顿,规定网吧不许通宵、民房不能群租。“你们说村里有逃犯,我们可没看见!”村民情绪越来越激动,撺掇围观的大神往前冲,小曾和张伟伟从公园回来,跟我站在一伙,嘿嘿地笑着,哪里指望得上。

    小曾提着电瓶,领我们路过超市,他提议进去看看,也许有食品可以试吃。在三和久了,突然走进超市是件很奇妙的事情——视线里一片红红绿绿的色彩,头脑不断蹦出“太多了、太多了”的自白,货架摆的是什么完全顾不上看。试吃食品除了半碟面包屑外,什么也没有。

    超市里人多手杂,小曾突然兜起三个西红柿,冲我们使眼色。他溜进人少的货区,双手捧着西红柿,三五秒吃完,鼓着嘴巴盯着我。我感到他的眼神是一种考验,于是狠狠心,也抓起一个塞进嘴里,像有意把汁水涂在脸上似的迅速吃完。我从未想过成为小偷会如此轻易和自然而然,扭过身看时,张伟伟正涨红了脸,始终下不了手。离开时他遭到小曾一通数落,“不甜,不然我再吃一个”。

    从公园东面的巷子朝北拐,在龙济医院路口左转,小曾终于找到了销赃的废品站。电瓶上了秤,26斤,一斤3块。小曾又重新拥有了钱。他递给我10块,“前几天借你的。”说罢痛痛快快地跨上小黄车,骑到巷口时又突然停下,“要不要避孕套?计生服务站可以免费领。”他笑哈哈地凑到自动售卖机跟前,领出来拿在手里,冲着路过的女士使眼色,“哎,要不要?10块一盒。”

    小曾提起女性的事情,来来回回只有那么一件:“上回胖哥请我去嫖娼,在沙尾,80块。”但渴望从未消失,他时常望着走过的年轻女性,痴痴地自言自语,“女孩子身上怎么那么香啊?”

    回到人力市场,小曾请我和张伟伟喝挂逼啤酒、吃挂逼香蕉。哥哥贩毒的那几年,小曾承认也跟着做过,“那时候我们一起,超级嗨,什么事都不想,就是抽烟打牌看电影,那日子过的。妈的。”小曾一脸苦涩,没喝完的酒一甩手摔碎在墙角,白沫泛起又迅速消失。

    临近傍晚,更多的打工者来到人力市场,工头们又开始叫卖,“快递快递,14一个钟,先吃饭后干活。”

    小曾站在告示板前,看了一阵,犹豫着转过头,“去不去?”

    “很累,六个小时啊。”张伟伟不大乐意。

    “先看看,分的(岗位)好了就干,先吃个饭,不好就不干。”小曾盯着我们,眼神里几乎是祈求的神情。

    在当时,我并不能体会他眼神中所包含的意思,直到后来小曾与我们决裂、破口大骂,我才明白他经历的是世上最孤独的一种斗争:在一片灰暗、令人作呕的气氛当中,你根本看不清自己的对手是谁,自我的意志太过脆弱,常常沦为可有可无的东西,你所能寄望的仅仅是一丝脆弱的人间的瓜葛,而它又时有时无、稍纵即逝。

    张伟伟和我站在小曾对面,谁也不说话。伟伟并非懒得干活,而是害怕有钱——身上超过500块,他会像毒瘾发作似的浑身发抖(并非比喻),因为金沙赌城的入场门槛是500块。我怀疑张伟伟分不清哪个更令他痛苦——连续两天挨饿,还是无法自控所引起的强烈悔恨。

    小曾有些生气,“就去吃个饭,懂不懂?”

    “你不做凭什么吃饭?跟修车(嫖娼)一样,修完不给钱?”张伟伟一点不示弱,“你没遇到狠的,吃完不做事,揍你一顿。”

    这是小曾和张伟伟第一次爆发矛盾。

    创维厂面包车

    卧底采访的中途,朋友来了深圳,得知我在三和的落魄经历,请我到五星级酒店住一晚。

    我可以放纵自己的虚情假意,告诉朋友,“感觉自己背叛了小曾和张伟伟”。可实际上一点也不,那点摇摇晃晃的心思在走进自助餐厅时就垮塌了。我真的很享受。食物的享受倒在其次,重点在于告诉厨师“现烤的牛肋排一份太多,只要半份”时,那点不自我观看的诚心诚意。微信朋友圈里也一如往常,朋友们晒出美食、画展,诉说清浅的焦虑,甚至琢磨逃离过于精致的生活。一位作家朋友收留的流浪狗咬坏了宠物龟,他打算花500块钱修补龟壳,没过两天,又玩笑说,要为乌龟举行一场葬礼。

    等我回到三和,张伟伟不知去了哪里,留下小曾独自坐在人力市场的门店里,跟大神们一起观看香港黑帮电影。

    前一天下午,他已经坐上了电子厂的大巴,临近开车一刻又跳了下来,“妈的,我都精神崩溃了,招去又回来,招去又回来。”上车之前小曾想拉上张伟伟,质问他,不干活怎么上岸?

    “昨晚又叫他去酒店他不去,他要是去我分分钟跟他去,妈逼,就他不去,他不去老子心里也不想去,跟着他挂逼。”

    几天来小曾已经对张伟伟充满怨恨,后者一次次地以“太累”“黑厂”为由劝阻,小曾终于怒气冲冲地说,黑都要干,累也要搞,我想吃苦,我再也不能听别人指方向。他指责张伟伟害了他,“我相信我是正常人,不会真的死在三和”。

    正在播放的黑帮电影里,小弟阴谋篡位,被老大训斥,一阵压抑愤怒之后,突然抽出刀杀死了大哥。大神们被剧情震惊,瞪大了眼睛,小曾自言自语地说,“再不走就废了。”他挪到人力市场的窗口,交了身份证。“穿无尘服无所谓,干七天,然后找正式工干,不然连水钱都没有。”他扭过头问我,“去吧?一起去,一天一天在这里跟狗一样。走吧,不要犹豫了。”

    “走!”他作势搂着我的肩膀,“一起去吧。你不去吗?”

    他见我不作声,又说,“没办法啊,我只能去了。”

    看到小曾的表情黯淡下去,我心里感到难过。在这样的时刻,他需要一个朋友、获得一点也许微不足道的力量,但我并不能成为那样一个人,只能欺骗他,“我要回家去了。”距离上车时间还有五分钟,我担心小曾随时又要放弃,而且明白那最终意味着什么。他坐在台阶上,点了根烟抽。

    三和人力集团,无所事事的人们。

    人力市场永远是同一幅景象。无所事事的人群里,一个半裸的胖子蹲在小黄车旁边,一次一位数地试着密码锁,反正他有的是时间。天空突然飘起雨,还没等打工者躲到凉棚下,雨又停了,招来一阵阵咒骂。

    小曾转过头,对我说,他在楼顶的窝被人端了,昨天下雨时他去拿行李,被子和床单不见了,没有那个他没法睡觉。上次去他的秘密据点时,小曾说谁要是敢把他的东西扔了,“妈逼老子弄死他”。那时我就明白,那处狗窝对他来说不只是个睡觉的地方。

    “老是看见三和大神,看腻了。”小曾扔掉了烟头。要去的创维厂开始点名,小曾答了一声“在这”,跟着老太婆朝马路的方向走去,“走了,回头跟你联系”。

    他抬起脚把自己塞进狭窄的面包车,刚坐下时司机问他,检查屏幕噪点伤眼睛,没问题吧?身旁的大神告诉小曾,这活儿他干过,没几天眼睛就受不了。“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?”小曾问。大神有些不耐烦,“我怎么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。”

    那一刻小曾的表情很奇怪,不说话看着我。我在脑子里琢磨,想找些话说,但也没什么话可以告诉他。汽车开动了,拐过铁门,消失在三联路上。小曾的离开是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,三和也许永远都会是它本来的样子。

    台风掠过奇迹之城

    台风登陆的晚上,政府担心三和大神睡马路有危险,开放了龙华小学给流浪汉睡觉。我乖乖地站在街道办领导旁边,表情僵硬地拍了照片,领上矿泉水和八宝粥,穿过地上明暗错落的小水洼,进了篮球馆。

    北面靠墙的地方,横七竖八地躺着近百个大神,张伟伟看到我,招呼我躺到他旁边。几天前他发了信息给我和小曾,声称有那么一瞬间,他真的想死,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,如果当晚死不了,他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。第二天他好歹进了厂,可是分配到了“飞机拉”(注:快速流水线,好似飞机拽着跑),他干不过来,零件堆了两层,拉长看到了又开始大骂,张伟伟忍不住,一把掀翻了桌子。前女友知道他落魄,竟然打来1000块钱,不过很快又被他赌没了。

    “小曾请你吃饭了吗?”张伟伟问我。

    “没有。”

    张伟伟搞不清楚小曾这是怎么了,只是觉得他“不够意思”。

    干了几天活之后,小曾在QQ群里发来小视频,他只穿条内裤跟工友躺在床上,笑哈哈地闹腾。工作确实不轻松,来了好几批人几乎都走了,但小曾能坚持。去超市偷西红柿时他只有85斤,现在长到了91,要是再过一个月没有95斤,小曾说他就吃屎给我们看。

    可是他对三和大神的怨气还没消,说,“我在三和给那些狗逼带坏了,天天去找工作,这不做那不做,把老子拉下水,带我玩,给我吃,弄得我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。”由于请过小曾吃饭,我怀疑他骂的人里也包括我在内,但确实为他感到高兴——至少这一次,因为我也没多少把握他不会再回来。

    篮球馆外的风声越来越大,场内的大神鼾声四起。汽车从东面的马路驶过,一道光晕扫过窗户,照亮了顶棚上装饰着的各国国旗,我们恰好每人躺在一面旗子的正下方。西班牙说自己曾在殡仪馆洗尸体,20天赚了一万六,半夜时还听见过嘤嘤的哭泣声,不过这样的好工作不容易找。蒙古国说,我们好好聊聊天,培养一下兄弟感情。我作为英国,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岸,蒙古国接了话茬,为什么要上岸?我觉得有一天过一天挺好。

    我躺在地板上,想起小学六年级时,城里老师来支教,女老师姓童,穿着棕色的风衣,跟我们又黑又瘦的王老师简直天差地别。早晨交作业,看到同桌满是冻疮又脏兮兮的爪子,童老师做了个奇怪的表情,我不能理解。此刻回忆起来,其实只是嫌弃,我想当时自己只是没有胆量理解。支教结束,她简短地告别,“你们好好努力,一定能改变命运。”后来黑瘦的王老师回到讲台,她说,“童老师骗你们的。”

    临近十二点,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,“天气预报,台风正在登陆。”轰隆隆的雨声在球馆顶棚响起,大神们安静了下来,陆续睡去。在台风掠过奇迹之城的夜晚,这些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灵魂,暂时找到了一处栖息之所,等到明天来临,他们也许还有事要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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